“砚礼” 二字,初读如见古卷摊开,砚台凝墨的温润与礼仪庄重的浑成在唇齿间交织。这枚凝练的意象,既承续着中华文脉的基因密码,又在方寸之间完成了对文明肌理的双重镌刻 —— 砚为形,礼为魂,二者相济,便成了一部微缩的文化史。
砚之为物,从来不止于文房器具。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上,最早的墨痕已与陶器纹饰相融,那是先民对 “书写” 的最初敬畏;汉代未央宫遗址出土的石砚,砚池边缘雕刻的螭龙纹,藏着 “君使臣以礼” 的政治隐喻;宋代文人将砚台称作 “石友”,苏轼为端砚作铭 “千夫挽绠,百夫运斤,篝火下缒,以出斯珍”,字里行间都是对文明载体的顶礼。砚台的包浆里,沉淀的是仓颉造字时的灵光,是蔡伦造纸后的薪火,更是无数寒夜中 “笔耕不辍” 的执着。它以石之坚承墨之柔,恰如文明以骨之硬载情之软,这种刚柔相济的特质,本就暗合着 “礼” 的精髓。
礼之要义,更非止于进退揖让的仪轨。周公制礼作乐,将 “礼” 从原始巫术的迷雾中剥离,转化为 “敬德保民” 的治国纲常;孔子周游列国,在陈蔡之厄中弦歌不辍,用 “克己复礼” 为乱世注入清流;盛唐的《开元礼》将婚丧嫁娶纳入典章,让 “礼” 化作寻常巷陌的烟火气。礼是 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 的生存哲学,是 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 的处世智慧,更是 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 的理想图景。当 “礼” 字与 “砚” 字相缀,仿佛看见孔夫子杏坛讲学,弟子们以砚研墨记录箴言,那些关于仁、义、敬、诚的教诲,便顺着墨汁渗入竹简,也渗入了民族的精神血脉。
“砚礼” 二字的妙处,正在于完成了物质与精神的互文。砚台的石质纹理里藏着 “礼” 的自然根基 —— 泰山之石制砚,取 “稳如泰山” 的礼之厚重;端溪之岩为材,借 “润泽如玉” 的礼之温润。而礼的伦理规范又赋予砚台超越器物的意义:书家落笔前净手研墨,是对文字的礼敬;师徒传砚时的郑重嘱托,是对文脉的礼赞;帝王以御砚赏赐重臣,是对 “礼贤下士” 的践行。在古代科举考场,一方砚台不仅承载着士子的寒窗苦读,更象征着 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 的礼仪秩序 —— 那砚池里研开的何止是墨,更是 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 的礼制理想。
凝视 “砚礼” 二字,仿佛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响。魏晋名士以砚台饮酒,在放达中坚守 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 的礼之真意;徐渭在疯癫中抱砚而眠,墨痕与泪痕交织成对礼教异化的无声反抗;而今匠人将非遗纹样刻入砚台,让 “礼” 在文创产品中焕发新生。这枚意象始终在变与不变中游走:不变的是对文明传承的敬畏之心,变化的是与时代精神相契的表达方式。
当我们在键盘敲击的时代重读 “砚礼”,实则是在呼唤一种慢下来的虔诚 —— 如同古人对着砚台呵气研墨,让浮躁的心在与传统对话的过程中逐渐沉静。这两个字所承载的,不仅是文房四宝的雅致,更是一个民族对 “如何安放自身” 的永恒思考:以砚为舟,可渡文化之河;以礼为舵,能稳精神之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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